王财贵主张，要将中华文化永远传承下去，读经是一条最可行的途径，而让儿童读经又是根本大计。

冯友兰用中国传统术语对历史的矛盾运动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未必妥当，的确可以商榷。（司马迁，第2699页）贾谊在《过秦论》中检讨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时亦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我的理想世界是每个人都自由平等发展他们的才能，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24]许全兴，2003年：《毛泽东与孔大子》，人民出版社。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马克思主义这个谱系当然由马克思来代表，孔夫子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按儒家性善论，确立圣贤的道德人格本来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人人可为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思想和学术谱系，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的理论，其哲学也主要作为方法论受到重视。后来又明确表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从理论上说，只有使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批判，其影响主要是在城市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各地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拜孔教也在各地和乡村复活着，这说明当时中国学术教育界的力量和影响还是很有限的。文章刊发前，责任编辑让我认真查看引文和参考文献，我也的确费了一番功夫查对原文，可惜由于自己的忙乱，阴差阳错，当我拿到这一期杂志，读到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那句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著名的话时，感觉出处可能有问题，一查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毛泽东文集》第几卷第几页云云，毫无踪影，注释完全错了，我立刻就象吃了个苍蝇。因此，中华民族若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来，有一席之地，就要振作起来，成为强者。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

与此同时，人们对儒家理解的重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如不再看重孔孟对社会秩序的具体设计，而是从民族乃至人类通性的角度看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马克思无疑是一个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和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但他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文明批判传统的传人，因而在他的具有普遍向度的理论的背后，不难发现西方特殊的文化形态的作用。

以平均主义、世界大同理解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更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力求按照完美的理想再造社会。（希尔斯，第7－10页）然而，现代社会令人忧虑的道德状况、紧张的人际关系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既表明了只知借助理性追逐利益的现代人心灵的自私、空虚和褊狭，也说明了传统的人文维度虽然应该转换，但不可消解。又说，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转引自丁守和主编，第137、139页）陈独秀坚决反对孔夫子礼教，其一在于它的性质，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12]王中江等选编，1999年：《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传统是人的生活的历史内容与形式，人们保守传统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顺利。所以它们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基本内容，成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和著述环绕的主题。

再就是苏俄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另一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则捍卫孔夫子思想的至高地位，坚决不容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取代。

[23]希尔斯，2009年：《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而孔夫子则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家族组织和农耕生产，以西周的礼乐文明为社会理想。

如在1942年，毛泽东与匡亚明谈话时强调，孔子是两千年前的伟大人物，思想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经典的诠释当然很重要，如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和国家回归社会的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更加凸显，因而也需要新的阐发特别是实践。不过，进入现代之后，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家庭已不再是生产单位，经济因素在夫妻、亲子之间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化。当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及其所面对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关系，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和谐社会，都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与孔夫子的儒学，都有追求社会文明和谐的理想目标，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孔夫子的和谐不外小农社会人人富而好礼，马克思预见的社会和谐则是以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并且要通过由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的社会关系的革命而达至。问题在于，我们对此能否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批判的态度，即一方面，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努力进入他们理论的视界，用他们的眼光发现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奴化的、小农的思想意识。

（参见许全兴，第216、217页）上述理论取向几乎都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但其中的理论是非问题远未厘清，而这又与理论之外的问题相关。（参见冯友兰，第251－254页）冯友兰实际上认为仇必仇到底是仇必和而解的一个环节或阶段，至少现代历史是如此。

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革命到底了。而马克思的上述观念，显然是对古希腊人的生活理念和基督教关于人的灵魂拯救理念的批判性继承。

【参考文献】 [1]丁守和主编，1999年：《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冯友兰，1999年：《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而社会科学所发现的毕竟是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原因、受动的强制性方面、工具理性和可以量化的力量，所重视的毕竟是人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同质性而非异质性，这就难免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超越性和差异性，甚至把人性归结为物欲。一、中国思想界当前的形势 马克思和孔夫子是历史上两个真实的个人。它既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也导致了中国后来历史的吊诡。诚然，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们应对环境的活动中形成的传统，必定随着人的能力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原来形态的突破和转换。

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主张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故事说马克思的名字近来呼声甚高，早就传到孔子耳朵里。

于是两人就此分辨一番，孔子把自己的庶矣富之富矣教之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等尊重物质的论点一一陈述，然后特别强调，我们处于科学没有发明的时代，在有限的生产力的范围内也只能主张节用。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的导论中，对社会科学有如下批评：读一下当代社会科学家对特定情境中发生的事情所做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会提及参与者的金钱‘利益、非理性的恐惧和权力欲。

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要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并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努力拓展、补充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精神方面的思想理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在西方的语境中已经作出成绩，我们应当急起直追。[21]《毛泽东文集》，1996年，人民出版社。

他们本来知道，五四运动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其实是被历代统治者筑起来的圣庙，其中虽有孔夫子及其弟子的牌位，却不复有先秦儒学的真精神。[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看来，马克思对孔夫子是有好感的，只不过这是经过西方启蒙文化解读和想象的孔夫子的形象。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在批判极左政治、反思激进思潮、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有人主张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也有人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

在众多学者中，很早就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马君武，1903年曾撰文比较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社会主义则是劳资之间阶级竞争的产物。同时孔子便被人抬高一次。

通过对毛泽东个人思想变化的考察，可以集中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孔子及儒家的关系。这似乎只是在描述客观的历史规律。

那些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和一批年青的知识分子，更是主张彻底的革命：不止是结束帝制，搞资产阶级革命，还要到工厂农村去，发动中国底层的民众搞社会主义革命。[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